澎湃思想周报丨拉丁美洲夺取堕胎权的斗争;哥伦比亚的变革契机

当地时间6月24日,美国联邦最高法院推翻半个世纪前对“罗诉韦德案”的判例,这意味着女性堕胎权利将不受美国宪法保护。当日,美国巴纳德学院历史学教授Nara Milanich和阿根廷国家科学技术研究委员会副研究员Nayla Vacarezza在外交事务(Foreign Affairs)网站刊文,介绍拉丁美洲争取堕胎权利社会运动的历史经验,并呼吁美国活动人士借鉴之,以夺回理所当然的权利。

两位作者写道,美国联邦最高法院发布了一项裁决,推翻了1973年允许堕胎的“罗诉韦德案”。取消宪法赋予的堕胎权利将导致美国一半的州禁止堕胎。尽管这一裁决已是普遍预期,但对堕胎权支持者来说却是毁灭性的打击。自从5月该意见草案泄露以来,遍布美国各地的社区里,成千上万人举行了抗议。在反复呼喊的口号和标语中出现了一个新的符号:绿手绢。绿手绢起源于阿根廷,在拉丁美洲的生殖权利活动人士中耳熟能详。

当地时间2022年6月24日,美国华盛顿,堕胎权的支持者在华盛顿国会山上的联邦最高法院外举行活动。美国联邦最高法院推翻近半个世纪前在联邦层面确立堕胎权的判例“罗诉韦德案”,这意味着女性堕胎权将不再受美国宪法保护。

这些手绢提醒人们,尽管美国已经废除了联邦层面的堕胎合法化裁决,但拉丁美洲的部分地区正在朝着相反的方向勇往直前。就在五年前,拉丁美洲和加勒比地区97%的妇女生活在堕胎非法或被严格限制的国家(仅有的例外是古巴、圭亚那、乌拉圭和墨西哥城联邦区)。该地区的多米尼加共和国、萨尔瓦多、海地、洪都拉斯、尼加拉瓜和苏里南施行世界上最严厉的堕胎禁令。

但在过去两年中,拉丁美洲三个人口最多的西班牙语国家相继实现堕胎合法化——首先是阿根廷,然后是墨西哥,最近是哥伦比亚。其他国家也处于剧烈变革的边缘。在智利,由于独裁者奥古斯托·皮诺切特将军在1989年离任时制定的一项法律,堕胎在智利在任何情况下都是被禁止的。2017年,一项改革引入了某些狭隘的例外情况。如今,智利可能会创造全球历史,该国的新宪法草案包含了一项关于堕胎权利的条款——显然是世界上对堕胎权利保护最明确的宪法。

这些显著的进步反映了几十年的斗争。该地区敌对的政治环境和可怕的生殖权利状况要求拉丁美洲的活动人士跨越国界组织起来,在自己的国家内形成战略联盟,并探索在法律边缘扩大安全堕胎的途径。尽管可能性很小,但他们的努力最终实现了堕胎的非刑事化。由于美国面临着曾经被认为不可触碰的权利逆转,拉丁美洲女权主义者的斗争经验可能具有教益。即使面对敌对的政治,一场将各种与堕胎权相关的社会群体聚集在一起的运动最终也可以实现变革。

两位作者追溯了拉丁美洲女权运动悠久的历史。1981年,来自该地区的200多名妇女聚集在哥伦比亚波哥大,参加首届拉丁美洲妇女聚会(the first Encuentro Feminista Latinoamericano y del Caribe)。会议每两到三年举行一次,成为该地区新一波女权运动的跳板。“聚会”(the Encuentros)为活动人士和组织者创造了一个讨论问题、分享经验以及解决意识形态和组织冲突的空间。在时而激烈的讨论和紧张的深夜会议中,“聚会”的参与者就策略进行辩论,提出解决方案,并找到友谊和团结。这些交流在各个国家内部塑造了女权主义议程,并在这些国家之间建立了网络。

对于女权运动来说,这似乎是一个不利的时刻。贯穿整个西半球,民主遭到攻击,军政府和敢死队对公民社会发动肮脏的战争。在许多国家的政治被流放或谋杀的时候,几乎没有任何社会组织的空间,更不用说以进步变革为目标的社会组织了。

可怕的政治环境塑造了女权主义者的方法。活动人士们没有把她们的事业作为一个单独的、特殊的问题来对待,而致力于推动独裁政权的终结,并坚持认为妇女权利与争取人权、正义和民主的更广泛的斗争是不可分割的。在这种观点看来,威权国家是终极的父权制,因此,按照智利女权主义者朱丽叶·柯克伍德(Julieta Kirkwood)推广的构想,这样的社会必须努力实现“国家和家庭的民主”。女权主义者与民众运动和人权运动、黑人和土著组织以及工会合作,影响这些运动的思想和策略,反过来又受到这些运动的影响。

在高度不平等的社会中,拉丁美洲的女权主义者被迫应对不同阶级和种族的差异。在20世纪的头几十年,社会主义和无政府主义的女权主义者把劳动妇女及其利益放在妇女权利讨论的中心。后来,在20世纪70年代和80年代,女权主义者在左翼政党和组织内部进行斗争,在这些组织中,性别和生殖权利往往被视为帝国主义对真正问题——阶级斗争——的转移。为了应对这种阻力,女权主义者集中精力将性别引入阶级的讨论。在“聚会”中,自诩为女权主义者的受过教育的中产阶级女性,与基层妇女组织的贫穷和工人阶级成员之间出现了紧张关系。黑人和土著妇女坚持要有代表权,并将种族和民族引入关于阶级和性别的对话中。政治上可能会有争议,但拉丁美洲的女权运动在这些冲突中变得更强大、更具包容性。

早期的“聚会”拥护生殖权利,但1990年在阿根廷圣贝纳多举行的第五次会议是一个转折点。拉丁美洲是世界上不安全堕胎率最高的地区,因此孕产妇死亡率很高。“聚会”的一项决议宣布“非自愿的母亲身份是一种奴役形式”,并将9月28日定为拉丁美洲和加勒比地区妇女堕胎权利日。这一天是为了纪念1871年巴西通过的《自由子宫法》(the Brazilian Free Womb Law),当时被奴役的妇女所生的孩子被宣布为自由。与会者在各国不同组织的协调下,发起了一场争取堕胎权的区域运动。到2011年,这种区域性网络已经走向全球。今天,9月28日被确认为国际安全堕胎日。

在追溯拉丁美洲女权运动的历史谱系后,两位作者转向今日政治潮流的转变。他们写道,拉丁美洲的活动人士倾向于将堕胎权界定为一项人权和充分公民权的一个基本方面,强调了限制生育自由与不同阶级、种族和性别的不平等之间的联系。他们还将这一问题与其他形式的压迫联系起来,包括家庭暴力、基于性别和性取向的暴力、杀害女性和骚扰。因此,他们对堕胎权的呼吁往往与其他社会正义事业联系在一起。

例如,在阿根廷,活动人士要求堕胎不仅是合法和安全的,而且是免费的,因为他们认识到堕胎限制对穷人的不成比例的影响。他们的要求得到了满足:2020年通过的堕胎合法化法律规定了堕胎免费。它还保护获得避孕和性教育的权利,将其作为性健康和生殖健康综合办法的一部分。它还承认“女性和其他性别身份中具有生育能力的人”——后者包括跨性别男性、酷儿和非二元性别人群——

有权获得医疗服务,这在一定程度上是承认LGBTQ人群和跨性别活动人士在堕胎权利运动中发挥的中心作用。

堕胎权的广泛框架有助于激发了民众运动。阿根廷的生殖权利组织始于少数坚持不懈的活动人士;今天,大约有700个团体属于2005年成立的“争取合法、安全、自由堕胎权利全国运动”。这个多元、多代的草根联盟包括女权主义和妇女组织以及人权组织、高中和大学学生组织、工会、学术机构、政党和宗教团体。该运动的主要策略是反复提出堕胎合法化的法案。2018年,当立法者第一次就一项堕胎法案进行辩论时,100万人走上布宜诺斯艾利斯街头施加压力。尽管这项法律没有通过,但抗议表明,反对堕胎已成为一种政治负担。2019年总统选举的候选人被迫在这个问题上表明立场,这是又一个第一次。

在新冠肺炎大流行的第一年,最近当选的阿根廷总统阿尔韦托·费尔南德斯公开支持堕胎合法化,该运动通过大众媒体、社交媒体、政治游说和街头动员继续施加压力。最终,在2020年12月,阿根廷参议院投票通过怀孕14周以前的堕胎合法化。

在哥伦比亚,强调刑事定罪的不平等负担也被证明是一种强有力的政治策略。一场名为“正义事业”(Causa justa)的运动——由妇女团体、女权主义组织、医疗保健提供者和研究人员组成的联盟——通过法院追求社会变革。2022年,这一战略取得了成效。哥伦比亚对“正义事业”提起的一桩案件做出裁决,将堕胎合法化。这一裁决强调了这样一个事实:特别脆弱的妇女——例如,由于其移民身份——也最有可能因堕胎而被起诉,并因不安全的手术而面临最糟糕的健康后果。换句话说,法院认为,堕胎限制的不公平后果构成了废除它们的理由。

自2015年以来,智利也出现了一个广泛的堕胎权利政治联盟,其中包括“智利堕胎权利行动倡议组织”(the Mesa Acción por el Aborto en Chile),这是一个由女权主义者和人权组织组成的妇女联盟。从2019年10月开始,全国各地爆发了一系列大规模抗议活动,女权主义者处于社会爆发的中心。经过几个月的社会动荡,活动导致了戏剧性的制度变革。智利人以压倒性多数投票支持新宪法,以及负责修宪的大会,以包括同等数量的男性和女性代表。根据一项研究,155名参加制宪会议的代表中,57%的人表达了一种或多种被调查者认定为“女权主义者”的立场。最终,代表们起草了一份宪法草案,其中包括一项条款,保证国家将提供“怀孕、自愿中断妊娠、分娩和母亲身份成为自愿和受保护的条件”。智利人民将于9月对新宪法进行投票。

这些政治成功已经酝酿了数十年,一个国家向前迈出的一步会激励整个地区的活动人士。但拉丁美洲的女权主义者并不只关注法律变革。近年来,草根运动的另一个重要方面是“陪伴”(acompañantes)网络的发展。“陪伴”在至少15个国家开展行动,使用米索前列醇帮助女性自我管理堕胎,这种药物最初是用来治疗溃疡的,但也可以用来终止妊娠。“陪伴”在整个过程中提供信息和情感支持。

在短期内,“陪伴”网络在堕胎非法的国家扩大了安全堕胎的范围。(世界卫生组织已经宣布,自我管理的、基于药物的堕胎既安全又有效。)从长远来看,“陪伴”也被证明是一种强大的政治策略。该网络通过将堕胎从一种秘密的、孤独的、可耻的行为转变为女性相互团结的经历,从而帮助消除堕胎的污名。事实上,拉丁美洲的生殖权利运动长期以来不仅追求法律去罪化,而且追求社会去罪化——塑造文化理解以使堕胎正常化。

在墨西哥,与在阿根廷和哥伦比亚一样,“陪伴”在实现堕胎合法化之后仍在继续他们的工作。女性通常更喜欢自主管理的堕胎和“陪伴”的同情关怀,而不是与医疗系统的疏远接触。许多活动人士也将这些网络视为一种对冲,以防未来政府限制堕胎的可能性——例如,撤除资金——即使他们不直接挑战法律。

在最后一部分,两位作者回到美国,展望未来的斗争。他们写道,美国的堕胎权利运动与拉丁美洲有很大的不同。美国主流的支持堕胎的团体对堕胎的定义相对狭窄:政治上是指个人身体自主权和选择权,法律上是指个人隐私权。在关键时刻,特权阶层的合法性优先于所有人的可达性。就在“罗诉韦德案”三年后,国会通过了海德修正案,禁止联邦医疗补助计划为堕胎提供资金。对于许多低收入妇女来说——她们也是不成比例的有色人种——法律有效地阻止了宪法赋予她们堕胎的权利。活动人士没能成功动员起来反对这项法律,以及随之而来的大量附加限制。

但在美国主流的支持堕胎运动之外,还有一些团体与西半球其他地方存在的激进主义更为相似。1994年,一个名为“非洲裔妇女生殖正义”(Women of African Descent for Reproductive Justice)的黑人妇女组织创造了“生殖正义”一词,将堕胎置于社会正义和人权的框架内。生殖正义被定义为“维持个人身体自主,生孩子、不生孩子和在安全可持续的社区养育孩子的人权”——这个定义强调获得的机会,而不仅仅是选择,并将争取合法堕胎作为争取生殖自主、获得机会和福祉的更大斗争的一部分,特别是为贫困妇女和有色人种妇女。这一战略为在广泛的社会和经济问题上开展工作的组织之间的合作打开了大门。

在“罗诉韦德案”被推翻后的美国,活动人士需要为堕胎权利建立坚实的基础,这些基础曾让他们的拉丁美洲同行能够确保政治变革。他们必须动员不同的社会运动和组织。他们还必须加强跨国联盟。在过去的半个世纪里,地区团结似乎没有什么意义,当时在一个将堕胎定罪的半球,只有美国确立了堕胎权。但现在国际合作可能对堕胎渠道至关重要。墨西哥“陪伴”已经开始组织将在美国南部寻求堕胎的妇女带到墨西哥,并向北方分发建议和药物。

拉美活动人士可以为他们的美国同行提供一种源自斗争的清醒视角。在将堕胎定罪的几十年里,他们煞费苦心地消除堕胎的污名,并为自己的运动争取支持,因为他们知道,要取得法律上的胜利可能需要很多年的时间。但黯淡的政治环境也催生了创新。通过“陪伴”扩大安全堕胎渠道,部分是因为改革的道路似乎已经关闭。

与此同时,威权主义的凶残历史经验让人们深刻认识到,被赋予的权利也可能被剥夺。对于美国堕胎权的支持者来说,现在他们痛苦地发现,把自己的国家视为民主和进步灯塔的信念导致了一种危险的自满情绪。为了防止“罗诉韦德案”的终结成为一场永久的失败,他们必须从国外寻找灵感,了解如何夺回许多美国人认为理所当然的权利。

2022年哥伦比亚总统大选于5月29日举行,历经两轮投票后,左翼阵营的参议员古斯塔沃·佩特罗(Gustavo Petro)以超过70万张选票的领先优势力压对手、独立参选人鲁道夫·埃尔南德斯,当选为该国新一任总统。这是哥伦比亚在历经长达两个世纪的自由派或者保守派领导人统治之后,首次迎来一位左翼总统。出生于1960年的佩特罗早在2018年就曾投身总统大选,当时他输给了现任的杜克(Iván Duque)。在本次选举的首轮投票之中,佩特罗与非裔环保运动人士马尔克斯(Francia Márquez)的组合代表人道哥伦比亚政党(Colombia Humana)在八组候选人之中斩获超过四成选票,顺利进入到与埃尔南德斯的最终对决之中并最终获胜。在竞选过程中,佩特罗打出了反腐败、征收富人税、减少化石能源开采、打击毒贩等政见,作为立场鲜明的左翼政治家,佩特罗也表示会与委内瑞拉恢复外交关系。

当地时间2022年6月19日,哥伦比亚波哥大,哥伦比亚国家民事登记处公布的初步计票结果显示,左翼竞选联盟“哥伦比亚历史公约联盟”候选人古斯塔沃·佩特罗在当天举行的哥伦比亚总统选举第二轮投票中获胜。

佩特罗出生于哥伦比亚科尔多瓦省的一个农民家庭,祖上为意大利移民。他早年间更为人熟知的经历是曾投身游击运动——在17岁时,佩特罗加入了游击队组织“四月十九日运动”(19th of April Movement/M-19),此后更于1985年因为非法持有武器而遭到哥伦比亚军方逮捕,被处以18个月的监禁刑期。随着该组织逐渐放弃武装运动,出狱之后的佩特罗与其他战友成立了M-19民主联盟政党,投身议会政治并于1991年当选众议员。在退出M-19之后佩特罗又加入了同属左翼阵营的政党“替代民主极点”(Polo Democrático Alternativo/PDA),并在2006年的议会大选中当选为参议员。在本世纪初的二十年间,PDA始终作为两位时任总统乌里韦和桑托斯的最大反对者活跃在哥伦比亚政坛,佩特罗更是在2009年宣布参加2010年的总统大选,但最终在首轮就即告出局。此后他更因为政见分歧退出该党,转而成立人道哥伦比亚,以准备参加2012年的首都波哥大市长选举,并最终胜出。在历经了戏剧性的市长罢免与复职之后,佩特罗在2018年继续剑指总统大位,并提出了全民医疗体系、公共银行服务、发展清洁能源以及土地改革等政见,但最终以200万票之差败给了杜克。

在击败自称中间派的埃尔南德斯之后,佩特罗的左翼身份给哥伦比亚乃至拉美政坛都带来变革的气息。过去哪怕在拉丁美洲的粉红浪潮势头正盛之时,哥伦比亚总统也始终由自由派或是右翼保守人士出任。在粉红浪潮式微和右翼民粹主义风靡全球的当下,一位左翼总统能给哥伦比亚带来什么,又会对拉美政治产生什么样的影响,也引发了诸多媒体和观察人士的好奇。在佩特罗当选之前,伊万·杜克治下的哥伦比亚于2019至2020年间经历了大规模的社会抗议运动。多达数十万哥伦比亚民众由于杜克当局决意削减25岁以下人群的基本工资收入而选择加入全国大罢工、走上街头,控诉政府在收入不公方面的不作为,并反对政治腐败和警察暴力执法等。首都波哥大在内的多个城市在此期间经历宵禁,也有不少民众在期间遭到暴力执法而身亡。紧接着在2021年,又一场大规模在哥伦比亚爆发,民众纷纷抗议杜克当局在新冠疫情大流行期间的增税措施。

在此番总统大选之前,哥伦比亚政坛精英和普通民众之间业已出现极大的裂痕。佩特罗的出线以及胜利在不少进步人士看来是一个颇为积极的信号。《雅各宾》(Jacobin)撰稿人Mikael Wolfe和Christian Robles-Baez就认为,佩特罗和马尔克斯事实上是此次大选之中留给哥伦比亚的“唯一一个民主选项”。这篇分析文章注意到,佩特罗主要在边缘地带的农村和欠发达地区握有大量优势,而他的最大对手埃尔南德斯则只在9座城市能够扳回一城。现年77岁的埃尔南德斯虽然是独立参选人,但他得以杀入最终对决,也离不开对于社交媒体的使用,以及借助短视频平台宣扬自己名为“反建制”、内里为民粹主义的政见;在他身上隐约可见特朗普以及巴西总统博索纳罗的成名之道。不过也正因为两位最终候选人的政见都带着明显的“反建制”、“反精英”色彩,反倒使得埃尔南德斯和佩特罗的选民在次轮投票中出现了票源的游走。在Wolfe和Robles-Baez看来,佩特罗的胜选使得哥伦比亚免受右翼民粹主义的控制,并且可以期待他在执政过程中采取更多主动且实际的措施来实现社会变革。

NACLA美洲报告的撰稿人Liza Schmidt则在另一篇文章中提到了佩特罗-马尔克斯组合胜选的另一大因素,即海外哥伦比亚侨民的支持。这篇发表于大选结果出炉前夕的文章提到,相比于政坛经历丰富的佩特罗,副总统候选人马尔克斯可称作是政坛新手,这位非裔女性既是律师又长期投身环保运动,在选举期间,她致力于到海外哥伦比亚侨民社区造势——在上世纪末,多达数百万哥伦比亚人因为国内的社会动荡选择移民,多数人来到西班牙、美国以及委内瑞拉生活。另外,马尔克斯的非裔身份在哥伦比亚平民之中也较为容易引起注意:在拉美许多国家,种族歧视伴随着种种社会不公现象出现,同时也被贫富差距等议题所掩盖。实际上,许多非裔拉美民众在本国的社会地位极为低下,针对他们出现的是系统性的种族歧视和暴力犯罪。马尔克斯的海外拉票行为她的竞选之路助益不少,这样一个在哥伦比亚政坛鲜见的候选人形象使得不少心系母国的海外侨民对她寄予厚望。在党内初选就有亮眼发挥的马尔克斯最终以第三多票数的声势与佩特罗联手,她的国际声望也与日俱增。随着马尔克斯“墙外开花”,哥伦比亚国内民众对她的熟悉程度也不断加深。在一个因左右两派势力对立而陷入巨大社会分裂的国家,马尔克斯收获的侨民选票也增加了她和佩特罗胜选的砝码,并最终被证明是正确的策略。

而在粉红浪潮席卷拉美的历史经验面前,佩特罗当选哥伦比亚总统也让不少观察人士开始憧憬新一轮粉红浪潮的到来。半岛新闻网的一则评论文章就以哥伦比亚“向左转”和“粉红浪潮”为关键词,展望了佩特罗和马尔克斯可能给哥伦比亚带来的系统性变革,这也是经历了过去几年大规模之后,哥伦比亚普通民众最迫切的希望:一个与过去保守精英们操持的国家不一样的哥伦比亚。得益于马尔克斯的环保人士身份,佩特罗在竞选政见中提到的应对全球气候变化、拯救亚马逊雨林等政策也可能成为新政府打造“绿色经济”的助推剂。另一方面,尽管佩特罗的竞选对手一直在选举期间就佩特罗的游击队员身份造势,希望激起民众对他这一经历的反感,但选举过程和结果也都表明,这种宣传话术已经不再像过去那样奏效。民众希望改变,无论是绿色经济或是粉红浪潮。

英国《卫报》的社论也认同佩特罗的上台将会给伤痕累累的哥伦比亚带去变革契机,只是佩特罗政府需要面对的挑战实在不少,最为直观的就是在过去社会矛盾激化的情况下,极端武装团体的势力不断扩大——佩特罗本人在历次选举中也没少遭到武装团体的死亡威胁。除此之外,漫长的保守派统治给哥伦比亚留下了许多老大难问题,包括哥伦比亚与美国的密切联系。目前看来,佩特罗采取的是更为稳健的做法,他的胜选已经得到了拜登的欢迎。但另一方面,包括彭博社在内的一些美国媒体依然对未来一段时间的两国关系表达了担忧。在墨西哥、秘鲁、智利接连迎来左翼领导人的情况下,哥伦比亚也破天荒的拥有了一位游击队员出身的新总统,并且这股新的粉红浪潮还有可能继续席卷巴西在内的拉美国家,或许迎来变革契机的不仅是哥伦比亚,还有整个拉丁美洲;当然,风险和危机或许也一并随之而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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