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西问·解密 走进中国“翻译国家队”:第三个历史决议是如何翻译的?

视频:【东西问】走近中国“翻译国家队”:第三个历史决议怎么翻?为何翻?

中新社北京12月28日电题:走进中国“翻译国家队”:第三个历史决议是如何翻译的?

近期,十九届六中全会表决通过《中央关于党的百年奋斗重大成就和历史经验的决议》,这是党的第三个历史决议。决议全文公布当天,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多个语种官方译文同步发布。这个内容达3万多字的决议是如何翻译的?中国为何要第一时间对重要文献进行官方权威翻译?翻译过程有哪些亮点难点?中新社“东西问”走进中国“翻译国家队”,专访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第六研究部译审刘亮、英国籍专家梁思浩,请他们讲述背后的故事。

中新社记者:贵院如何驾驭对第三个历史决议的多语种翻译?此次翻译耗时多久,取得哪些成果?可否分享一些背后的故事?

刘亮:这次翻译决议任务艰巨光荣。除了决议,我们还翻译了六中全会公报和习关于决议的说明,一共三个文件,总计5.7万字。在短短8天时间内,我们完成了英、俄、法、西、日、德、阿、葡、老、越十个语种的翻译。这是一场实打实的攻坚战。

我们采取类似十九大的翻译模式,实现全天候工作状态。在人员配置方面,除了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第六研究部全员参加,还邀请兄弟单位支援,也有外国专家加入,他们为最终译本的完成和完善作出突出贡献。

我们优化了翻译流程。首先集中力量完成《公报》翻译,因为《公报》百分之九十的内容是摘自《决议》,这样就提前确定了《决议》中的关键性表述,为稍后的《决议》翻译确立了总体框架。我们对不同年龄段人员分配不同的翻译任务,以充分发挥各自优势,基本保证每个人能得到相对必要的休息。

尽管如此,每天工作至凌晨、睡眠不足还是这一段时间内许多人的工作常态。最后,我们顺利完成了任务,我深深地为第六研究部的翻译团队感到自豪,也对伸出援手的兄弟单位表示衷心感谢。

中新社记者:您能否以英文翻译为例,介绍哪些表述的翻译令您印象深刻?有哪些译法相较过去有变化或改进?这个决议向世界传递了什么信息?

刘亮:这个决议总字数达到了3.67万字。在翻译过程中,印象最深的是党的百年奋斗重大成就,特别是阐述习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时的“十个明确”。

这“十个明确”在中文是一大段,在英译文中,我们把它们单独列项,每一项都统一了句式,由前面一个动词统领后面的十个方面。这样不仅形式上看起来清晰明了,内容上也避免了重复。由此,译文的可读性大大提高,同时这“十个明确”也与十九大报告中的“八个明确”保持了一致性。这种在译文中列项的做法,是我们在翻译实践中不断探索、改进和创新的一个成功案例。

这次(翻译)一个非常大的变化和改进是在文体上,英文表述方式更加符合国际惯例。具体来说,中文文件里经常出现“会议指出”“会议决定”“会议强调”此类表述。以往我们有时采取直译的方法,或者采用被动语态的形式,也就是翻译成“在会议中被指出、被决定、被强调”。这次翻译中,我们参照联合国安理会决议的行文方式,把“会议认为”翻译成“中央委员会在这次会议上认为”,这更加符合英文表述特点和语言逻辑,避免了中式英语的出现,这是此次翻译中的一个突破。

梁思浩:决议中让我印象最深刻的是“守正创新”的译法。原文是“党领导人民……守正创新,创造了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成就”。

“守正创新”的译法其实经历了三次变化。最初为了译文简洁,直接翻译成innovation(创新)。后来感觉应把守正的含义译出来,就有了第二个版本:innovation on the basis of tradition。但是这里,tradition会有正反两层含义,“守正”的含义还是不够准确。于是,这一次我们决定翻译成 innovating on the basis of what has worked in the past。这种译法比之前更全面,也更能原汁原味体现原文含义。

我觉得这次决议传达的最核心的信息之一就是自信。中国对于过去一百年的历史充满了自豪,对于未来之路也充满无比的自信。

中新社记者:党的第三个历史决议涉及史料众多,论述权威严谨。翻译过程中遇到哪些难点?如何通过翻译准确讲好中国的历史故事?

梁思浩:讲述历史故事,很重要的一点就是采用历史的叙事方式,叙事语言要客观平实。

比如,决议中有这样一句,“党领导广大军民……消灭反动派八百万军队”。如果查词典,“消灭”对应的英文是“wipe out”,但是这样的译法给人感觉显得过于“情绪激动”、过于主观。最终,我们决定翻译成“defeat”,这样的翻译比较成熟和平实。

还有一个例子,“穷凶极恶”这个成语,我们原来把它翻译成“vicious、heinous、ferocious”,但我们(现在)认为这些译法都有点过于强烈。我们最终把它翻译成“fierce”,这样比较平实客观。

刘亮:总的来说,这次翻译最大的难点还是那些具有中国特色的表述。比如在有关党建的叙述中有许多俗语和谚语,翻译时不能过于机械,要根据情况灵活处理。

第一种情况,像精神“缺钙(essential nutrients)”“软骨病(frail)”“两面人(act with duplicity)”等等,这些词语不能直译,否则读者就会联想到各种疾病。我们进行意译,把其中暗藏的核心含义表达出来,从而避免了语言生硬或语义含糊不清。

第三种情况是英文也有相同或类似表达方式,比如英语中“get too big for one’s boots”和中文“尾大不掉”的意思非常契合,我们可以直接拿来使用,这是最理想的一种情况。

在翻译具有历史意义的重要文献时,根据文本特点,我们着重于以下三个方面:一是在阐述原则观点时,比如“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一国两制”,必须语言清晰、观点明确,不产生任何歧义;二是在表述政策措施时,比如“三去一降一补”“放管服”,必须要素齐全、术语准确,体现专业素养;三是在描述历史事件时,比如“中国人民抗日战争”“问题”,必须语言平实、描述客观,保持历史叙事的姿态。

中新社记者:决议提出的“两个确立”具有决定性意义,受到外界普遍关注。可否分享贵院团队在翻译决议有关论述时的细节考量?

刘亮:决议提出的“两个确立”属于政治概念。其中,习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更是重中之重的核心政治概念,是中央文献翻译的重要组成部分。对于政治概念翻译,我们坚持一条重要原则,那就是凝练精华,避免过多修饰。

比如之前翻译思想时,我们就用Mao Zedong Thought,非常简练,一目了然。同样的,我们在翻译习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Xi Jinping Thought on Socialism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for a New Era)时也采取了类似方式,充分考虑到历史的延续,保持了核心政治术语翻译的一致性和连贯性。

另外,在思想一词的翻译中,我们采用了thought,没有使用thinking。首先,词性不同,thought更强调事实,thinking更倾向于动作;其次,thought是指已成体系、整体化的思想,而thinking更多是指在某一方面具体的思考,所以thought更合适。

中新社记者:请问中外专家在决议翻译工作中是如何配合的?外籍专家起到了何种作用?

梁思浩:(外籍专家)主要会考虑汉英两种语言的不同,特别是一些译法的表述有时会偏离中文原来的含义,可能会造成译文的一些误读。

“科学”这个词是一个很好的例子。决议中有很多“科学”的表述,比如科学回答、科学指引、科学构想、科学判断。但与中文含义不同,英文中science和scientific的含义主要指向“自然科学”,所以不能用它们来译,而应改用其他词语,比如judicious、well-conceived、meticulous、rational、sound等。就是说,死板地用scientific翻译“科学”反而没那么科学了。

刘亮:外籍专家发挥的最大作用是充当语言上的磨刀石和润滑剂。英语是他们的母语,他们以读者身份审读译文,能体会到中英两种语言之间的细微差别,特别是在语义的褒贬、字词搭配方面,都有无法比拟的优势。

外国专家有时还能发挥画龙点睛的作用。比如,决议中有一句话“民心是最大的政治,正义是最强的力量”。译文是:No political consideration is more important than the people; no force is more powerful than justice.这里采取比较级的否定句式,这就是外国专家的神来之笔。虽然没有使用最高级,但却更加强有力地表现出中文“最大”和“最强”的含义。

中新社记者:为何要对党的重要文献进行官方权威翻译?如何最大限度减少外界对中国理念主张的误解误读?

刘亮:党的文献自身的特点就决定了翻译的独特性,假如不了解中国的国情、不了解中国的党情,就无法做好中央文献翻译。

我讲一段历史,最初《选集》英文版(1-3卷)的出版其实并不是在国内,而是交给了英国的劳伦斯出版公司,然而发行仅一年后,中方就终止了英国出版公司的合同,原因就是英方出版公司在没有得到中方许可的情况下,对译文进行了修改删节。从此之后,《选集》的翻译和出版完全交由国内进行,这项工作后来推动了一家中央专门机构的成立,就是第六研究部的前身——1961年12月成立的著作翻译室。

要减少外界对中国的误解误读需要内外兼顾。对内而言,作为译者要读懂读透中国的政治制度、中国的理论框架,要在译文中展现出中华文明的独特魅力;对外而言,时代在发展,国际环境复杂多变,译文表达必须充分适应世界多极化、文化多样化不断发展的趋势。通过翻译,首先实现语言上的相互沟通,其次争取文化上的相互理解,最终实现不同文明的交流、互鉴、融合。

梁思浩:这个问题十分重要。翻译不是在真空进行,而是一种创造性活动,既能反映世界、又能创造世界。想要减少外界对中国主张的误解,就需要传递正确而清楚的信息。这就是为什么官方权威翻译相当重要。

外界关于中国的一些误解误读,很多情况下是文化差异或者思维定式造成的。现在的中国已经非常开放,我周围很多人来到中国旅游、访问和工作。我相信,随着世界对中国的不断了解和认识,中外之间会实现“和而不同”,外界对中国的误解也会越来越少。

中新社记者:作为中国“翻译国家队”,贵院今年组织力量主要翻译了哪些重要文献?作为从事翻译的一线专家,您能否谈谈目前工作面临哪些挑战,价值在哪里,对下一步工作有何启示?

刘亮:今年正值建党100周年,除了六中全会文件,我们还翻译了七一重要讲线周年重要讲话、《中国简史》、《中国一百年大事记》以及“十四五”规划等重要文献。

我觉得最大的困难还在于人才,不论是中方人员还是外国专家。尽管困难不少,但值得庆幸的是,我们这支中央文献翻译队伍一直保留了下来,传统还在,这本身就是一座巨大的宝藏。目前中央文献翻译数据库收录字数已超过五千万,仅此一项,就值得我们倍感自豪。2018年机构改革后,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实现编写、翻译、出版一体化集团优势,在继承中发展,在守正中创新。

面对智能化时代挑战和机遇,如何适应各种新发展理念?如何借用新技术提高翻译质量效率?如何优化内部结构、整合外部资源?如何实现“小机构、大网络的社会化翻译”?这些都是值得我们深入思考的问题。

梁思浩:我很荣幸参加了刘亮刚才提到的许多重要文献的翻译工作。作为一名外国人,我发现有一些西方媒体仍对中国持有偏见,在对外翻译工作中会出现一种对牛弹琴的现象。我的好朋友、中国驻冰岛前任大使王荣华,称这种现象是中西交流间的“隔音板”。为了把这个“隔音板”拆掉,应该加强中外文化交流,向世界展示真实、客观、立体的中国。(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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